刘守英：大湾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六大路径

2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题，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支撑，振兴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分组讨论中发表主旨演讲。刘守路径他表示，湾区湾区经济的城乡本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虽已超过加拿大、融合韩国、乡村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振兴但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仍面临城市核心区聚集度不够高、刘守路径城乡差距大、湾区都市圈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产业结构失衡、半城市化问题等困境。

针对上述问题，刘守英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一是以城乡融合思维推进都市圈建设；二是完善都市圈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三是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发展体系；四是保护农民的市民权利和财产权利；五是推动以要素重组升级为核心的农业产业革命；六是推动乡村系统重构。

粤港澳大湾区的城乡融合特征

“湾区经济的本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和规模经济。”刘守英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湾区若作为独立经济体，GDP规模均已进入全球前20，其中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 8和第10，粤港澳大湾区位居第13。九游而且，四大湾区人均GDP均高于本国人均水平。

在刘守英看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城乡融合呈现人口融合、空间融合、产业融合等特征。人口融合方面，2010年至2020年，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增长2200余万人，是新世纪以来和平条件下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为。与之相对应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人口城镇化水平都有显著提升，整体进入高城市化率阶段，平均值高达87.47%。从另一个侧面看，2015年珠三角地区新增落户24.5万人，2020年则高达87.9万人，户籍人口增速逐渐赶上和反超常住人口增速，反映了外来人员的身份融入和社会融入程度显著提升。

空间融合方面，1980年至2015年，珠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约3倍，其中1980年至2000年和2000年至2015年期间分别扩张1513.1平方公里和3043平方公里；扩张强度不断增强，扩张速率明显加快。从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和规模经济情况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聚集度居我国各大城市群首位，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已超过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产业融合方面，2023年中国工业百强区中，其中广东、江苏均占21席，并列全国第一。在工业百强区前10强中，广东包揽前6名，在工业百强区前25强中，广东占了11个，占比超过四成，也是全国最多，数量超过江苏、浙江，在前50强中，广东占18个，占比接近四成，遥遥领先全国，龙岗连续6年位居工业百强区榜首；2023年，广东共有112个镇上榜全国千强镇位居全国第三。

在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珠三角地区的农业产业革命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实现了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双降”。刘守英表示，从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的经验来看，存在农业占国民经济、就业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的基本规律。目前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占GDP、就业人口的比重一般在1%-2%之间。2013年以来，珠三角9市第一产业占比已持续稳定在2%以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2012年的9.86%降到2022年的4.02%，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的城乡融合困境

刘守英认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发展仍面临城市核心区聚集度不够高、城乡差距大、都市圈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产业结构失衡、半城市化问题、“人-地-业-村”系统失衡等困境。

其一是城市核心区存在聚集度不高，人口集聚未提升经济效率。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三大世界级湾区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人均 GDP 和单位土地面积创造的 GDP 都相对偏低。从经济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大体相当，但人均GDP和地均GDP均仅为后者的1/3。

其二是城乡差距。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城乡收入比由2.35降至2.10，低于全国和广东省平均水平。但是，相较而言，东亚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城乡收入比约为1.4。

其三是都市圈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2021年，香港人均GDP为广州、深圳、珠海的约2倍，是肇庆的5倍。香港的公共服务支出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给市民提供了更优质全面的公共服务。

其四是产业结构失衡。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不足70%，其他三大湾区均超过80%。

虽然深圳、香港等个别城市已经具备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征，但是区内大多数城市仍然处在由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在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比较高，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就业多元化发展不足。2021年，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数的40.02%，佛山市高达81.84%。

其五是半城市化问题，城市化率和半城市化率“双高”。具体体现在人口与土地资源错配，中心城市房价高企；广深佛莞四市城中村人口均超300万，占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城中村总人口近三成。

其六是村庄结构转型带来的“人-地-业-村”系统失衡。农业发展单一、回报低，年轻人越不搞农业，外来要素越不会进入农业；农民自身积累的资本则主要用于农村盖房。农村没有人气、没有竞争力的业，只有利用效率低下的地，最终就形成了没有发展的村。

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发展体系

为破解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城乡融合困境，刘守英建议，要以城乡融合思维推进都市圈建设，完善都市圈结构下的城市体系，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发展。

刘守英表示，湾区经济体的本质是都市圈，城乡融合则是都市圈的基本形态。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之间形成从城到镇到村的连接体，即都市圈、大城市郊区与城市区、县城及其延伸区这三个空间实现融合，这是现代化的基本规律。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经处于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要破除单向城市化思维，不能走以大城市为主导来推进城市化的模式，而是要继续增加城乡连续体系的融合度、可连接性和要素流动，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的发展体系中。

这个模式意味着，首先要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确保要素在大城市和县镇村之间的互动和流通，而不是单纯地将县镇村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财政、金融等资源要素向城市集聚。其次，发展空间不能仅限于大城市，在规划、金融和公共资源投入等方面，要实现县镇村与大城市之间的相对平衡。第三，建设一体化的城乡融合体系，要将县村镇纳入都市圈统一规划体系，包括土地利用体系和公共设施投入体系等，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刘守英看来，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心城市可以对标纽约、东京、旧金山湾区核心区经济密度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空间和人口聚集度，提高效率；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次中心城市需强化公共服务功能，承载新增人口城市化；突出专业镇的经济功能，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将镇建设成为城市体系的重要节点；肇庆、江门、惠州等外围城市下辖的县城要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枢纽；珠三角地区涉农镇聚焦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各类新业态；村层面，要重构乡村系统，打破碎片化格局，成为城乡连续体的一环，吸引城市要素下乡，推进岭南传统文化复兴。

“保护农民的市民权利和财产权利，培育外来人口的‘城市圈’同样重要。”刘守英表示，让进城农民真正在其就业地、工作地实现市民化，实现平等就业和平等分享公共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让“农二代”真正融入城市，让他们有成为城里人的权利。当“农二代”融入城市后，“农三代”自然就在城市生活了，这样就利于农民市民化的稳步推进。

“百千万工程”要聚焦“三强”

当前广东正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高水平谋划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刘守英认为，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是一个发展理念，是城乡融合下的“百千万工程”，一定要在湾区经济、在城乡融合的大格局下，谋求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共同发展、全方位发展、高质量发展。为此，要将强县、强镇和强村“三强”作为“百千万工程”的抓手。

首先是强村。在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过程中，应该以强村为主导，将乡村作为发展空间和主体，例如通过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通过村级工业园的改造升级，形成广东工业发展的重要能级。

其次是强镇。从珠三角的发展情况来看，乡镇一级实际上是广东经济发展的脊梁和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工业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很多专业市场和区域产业主要集中在镇一级，所以镇一级的发展还是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和传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形成一些世界级的制造业产品基地。

再者是强县。广东县城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仍不够。因此，县城应成为带动城乡融合的枢纽，包括人口的集聚，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县城还能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

因此，“百千万工程”一定要有广东特色，村是发展主体、镇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阵地、县城是城乡融合枢纽，这样就形成了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基本框架。

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广东区域差别大、发展阶段不一的特点，分类实施“百千万工程”。其中珠三角地区已经呈现城乡融合的形态，则重点打造高质量的城乡连续体；非珠三角地区当前的重点则是环境整治、工业化的发展和乡村产业的发展。“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测量。”刘守英说。

【记者】段凤桂 戴弯弯

【摄影】柯学潜

【来源】南方农村报